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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九八年中国经济,或许你能看懂现在
发布日期:2016-03-08 阅读次数:89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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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一】
 
201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北风起,霾渐散,天转晴。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习惯了从拥堵中开始平淡的一天,路永远是稀缺品,以至于“用时间换空间”的戏码在这座城市反复上演。而几天前,同样急于寻路的中国经济,刚刚从纪年上告别了这个异常凛冽的寒冬,继续在冰辙上艰难蛇行。没人能精确断言,下一个春天何时降临。
 
这一天是1月4日,热衷于新闻的人们发现,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头版、二版上,再次出现了冠以“权威人士”的解读文章,而上次人们见到这些字眼,还是在去年春天。那时第一季度刚刚过完,中国经济正在回落到一个让人“不难受”的速度上——7%,创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同期最低,但并未滑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合理区间。权威人士及时现身,并五问中国经济,在他看来,7%是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增长数字。
 
而在数字之外,微观中国的经济图景炎凉不均。
最显著的是尚未感受到资本寒意的新经济。互联网交易正以每秒数亿笔的比特量级,不停撞击实体商业破旧的城墙,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说,这只是整个经济版图“二维化”的开始。新能源则在小心翼翼地寻找连接用户的新入口——汽车,见证过光伏泡沫后,它们不再幻想独自挑战强大的垄断对手;机器人率先落地并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企业界和政府的宠儿,全然忘了早年富士康的郭台铭对“机器替代人”的冰冷预言……这是现实的A面。
 
现实的B面——围城之内,被称为旧动能的传统势力正在喘息。产能过剩如幽灵般挥之不去,钢铁、煤炭、有色、石化无一幸免,几乎全行业挣扎在亏损边缘。房地产库存一再刷新峰值,二三线城市的市长们开始为遍布郊区的空房子发愁,并默默承受土地无法继续变现的后果。看似风光的银行业被互联网撬开了一个口子,已然身体虚弱的它们正在快速逼近风险警戒线;而资本市场即将享受短暂牛市的最后一次狂欢。
 
2015年,中国经济的焦点在新旧之间反复切换,躁动不安。
 
“五问中国经济”的8个月后,已是新的一年。观察者发现,再度现身时,权威人士的视线已然收窄聚焦。在这篇名为“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文章中,权威人士直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
 
而细心的人们留意到,在众多近乎口语化的表述中,一个似乎早已为人忘却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确切地说,是1998年。
 
权威人士说,(那一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相比上世纪90年代,现在我国的实力相当雄厚,经济发展基本面好,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前景是光明的,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历史无从假设。否则,若干年后回望现在,是否正如我们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国两代决策者们的思考和行动已然殊途同归?
 
【二】
 
1998年是另一个躁动不安的年份。
 
经济数据的异样首先出现在统计局官员的视野。刚刚过去的1997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突然下滑,不仅致使全年增长8.8%,明显低于上一年的9.7%,最显著的是,通货膨胀率从8.3%骤降至0.8%。“软着陆”不到一年,中国经济刚从两位数的高通胀中走出,眼看要转入平稳轨道,却又要面对通缩“脱轨”的风险。
 
决策者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来源。中国的外贸管理部门没有预见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糟糕程度,乐观情绪在出口外贸领域过度蔓延,他们甚至把1998年的外需增长预期定为10%。在接下来的三年间,负增长成为常态,这份乐观明显彻底地失败了。
 
2016年1月6日,已旅居海外的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对经济观察报说,这是当年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经济从高热变成了平稳后,马上进入了急剧的下滑。从外部因素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很大,外贸由高增长变成了负增长,而且资本外流,这个情况和中国近些年一样,或许比现在厉害得多。
 
外贸乏力,内需的启动同样生不逢时。尽管那些年,决策者一直在推动住房货币化、社会保障市场化和教育有偿化政策,企业家和商场也忙于价格战,期望从消费者手中掏出哪怕一丁点的真金白银。然而,对于当时人均收入不过700多美元的中国国民来说,即便按照世行标准,也仅仅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
 
而且,中国的城市化率当时只达到30%,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1/3,居民储蓄率连续数年在30%上下浮动,且呈逐年递减趋势。鼓励消费、启动内需的政策落至民间时,似乎已有心而无力。
 
经济则随时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根据当时的宏观监测预警系统,到1997年底,经济运行已处在“正常”与“偏冷”区间的交界处,客观上存在继续减缓的惯性。
 
经济学家们纷纷开出药方。以吴敬琏、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从紧,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因《交锋》一书名噪一时的财经作家凌志军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当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时,经济学界的分歧开始明显。”
 
这是中国成功实现“软着陆”的第三年。
 
1998年3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但在决策者看来,比气候更难把握的是中国经济的体温。究竟应该防过冷还是防过热?经济增速需不需要保住下限?继续前行的路经何在?一系列选择摆在了刚刚履新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面前。
 
“保8”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开始的标志,正是在那种特殊境况下被提出来的。尽管如此,决策层仍对199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心有余悸。
 
在担任总理后召开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朱镕基明确表态,初步估计,8%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第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
 
那么,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三】
 
邱晓华对1998年这段经济史记忆犹新。
 
从1993年就开始担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后来又赴安徽省挂职省长助理的经历,让他深刻体察到了中国经济的沉重病体和微观痛处。
 
他在当年组织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范围内有96%左右的工业消费品处于供过于求或供需平衡状态;六成以上的企业反映生产资料供过于求;加工工业中生产能力利用不足50%的企业在三分之一以上。38万户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成品资金占用超过6000亿,其中非正常占用近2000亿。
 
1993年以来的“大干快上”和投资风潮,在经济“踩刹车”后病灶尽显,产能过剩便是其中的典型一例。问题是:药方在哪里?
 
邱晓华在次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回忆到,对带动今后经济增长的新成长点问题,各方面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综合来看,大致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继续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投资,以总量扩张求得经济发展;二是以开拓市场为中心,以市场启动带动经济增长;三是进行资产重组,以结构调整获得经济增长。
 
在他看来,第一种思路,虽然在具体政策操作上相对比较容易,短期内也可以刺激经济较快发展,但长期必然导致金融体系难以承受、财政状况入不敷出,由此,通胀风险势必卷土重来。第二种思路则受制于居民购买力和外贸环境的变化,短期内难有明显进展。而第三种思路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顺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可取之路。
 
因此,在公开场合发言时,邱晓华不遗余力地推崇后两者,特别是第三条道路。事后他对经济观察报说,时过境迁,但当时讲的都是真话、实话。
 
巧合的是,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颇为流行。
 
1998年6月26日,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在当地会见朱镕基时,就曾谈到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他说,中国的信誉现在很好,即使发展速度只有5%~6%,也不会对你们有多大影响,关键是看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是你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改革路线”。
 
鲁宾所说的“改革”,中国的决策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
 
这项名为“国企改革”的浩大工程,实际上从1978年开始,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袁东明所说,“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只有当不改革的风险大于改革风险的时候,改革才会成为必然的选择。”
 
当中国的决策者不去主动选择时,市场就会代替决策者们去选择。
 
显然,随之而来的惩罚也是残酷的。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997年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之后,有12个省(区、市)为净亏损。从行业状况细分看,多个行业部门亏损严重,其中纺织、煤炭、有色、军工、建材为全行业亏损。
 
以煤炭行业为例,1997年这个行业有国有大中型企业170户,总计实现利润不过4亿元。其中,盈利企业108户,亏损企业62户,亏损面为36.5%。
 
亲历者的观察更为触目惊心。原国资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一书中写到,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已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下风。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亏相抵后实现的利润只有428亿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亏损的源头不仅来自市场。据国务院减负办1997年的调查,国有工业企业各种不合理负担在500-600亿元左右,占实现利税的20%,超过调查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额。政企不分的遗祸昭然若揭。
 
邵宁认为,按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将是一个全面瓦解和溃败的形势。
 
多米诺骨牌的下一站将是银行。当时国企的亏损已经通过贷款,逐渐蔓延到刚刚建立企业制度的商业银行群体,风险开始渗透进整个金融体系。官方认可的数据称,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3%,已接近破产边缘;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在1997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了1998年9月就骤然上升到31.38%。
 
世界银行甚至在当年就宣称,中国银行业从技术层面看,实际上早已破产。
 
退途已绝,剩下的只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四】
 
1998年1月,上海的《解放日报》记载了一件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
 
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的工人们把机器上凡是能拆的机配件、锭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个生铁的主机架,然后开始敲。机架很结实、很厚,他们得用力地砸,还得轮流干,直至机器成为一堆废铁。紧接着,一位工人跟着装废铁的车去了上海钢铁三厂,看着吸铁盘把废铁吸起来,放进熔炉。
 
随后,上海申新九厂3000多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
 
这就是当年闻名全国的压产改革第一锤。
 
就在这一锤敲响的两个月前,朱镕基把上海多个棉纺厂的厂长、纺织集团的副总,一一请到他所住的宾馆,目的是听对方算账:如果关掉1万纱锭,要减掉多少人,这些人如果回到社会上去再就业,要用掉多少钱;1万纱锭上面借了多少银行的钱,如果要还掉银行的钱,又要如何操作……
 
这是人们对于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改革,留存下来的最初印象。温故而知新。对于当年那些事,周放生是格外留心的一群人中的一员。
 
尽管早已从国资委企业改革局任上退休,他对自己曾亲身参与的改革历程仍记忆犹新。2016年1月7日,周放生对经济观察报说,“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1998年中国经济经历的,正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供给侧改革。”当时周的身份,是原国家经贸委企业脱困办公室(下称“脱困办”)副主任。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提出的目标。周放生至今还记得,总理当年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说,“三年脱困中央下决心了,如果到第三年不能完成脱困的目标要求,我辞职以谢天下”。
 
“作为一个总理,他把自己的后路断了。这个话说出来,如果到时候真的不行,他必须辞职。因为我在一线工作,不知道三年以后能不能大体上解决问题,说到底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周放生说。
 
军令状已立,不容不进。那一年,朱镕基宣布费改税,砍掉财源的同时启动政府机构改革,15个部委被精兵简政,这项冒险之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下子闯进了两个“地雷阵”。不仅如此,决策者们又一次性把本溪、抚顺的煤矿全关了,辽宁的全部有色金属矿,除了一个铜矿外,也全部关闭。
 
三年时间,煤炭行业总计压产4亿吨,钢铁、有色、军工也相继成为压产改革的重点行业,这一长串名单里还包括建材、制糖、石化、电力……
 
就在决策者为略显沉重的国有企业甩掉包袱的同时,“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那些资源,却呈现出了别样的活泼色彩,以至于改变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格局。
 
从数据上来看,改革让当年国有企业的产值大幅度缩小,三年后直至不到20%。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从最初的机电制造迅速切入到装备制造,再进军重工业制造,乃至后来的基础设施领域,最终为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描述了一副生动图景。
 
邵宁在书里统计,全国6659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三年时间共计下岗分流2600万人。由于再就业工程谋划在先,财政补偿和社保体系建设成事于后,以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承纳了一部分就业人口,整个社会经历的动荡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但中国经济承受的压力,并不轻松。启动改革的当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迅速下探至7%,到了前三季度,也仅比上年同期增长7.2%。要完成全年“保八”,下半年的增幅应该是9%以上。
 
财政开始加足马力保驾护航。1998年,项怀诚接替刘仲藜担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被任命为副部长。随即,在发行特别国债以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六个月后,财政部再次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分两年列入国家预算,此后追加到2000多亿,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以支持基础建设投资。
 
然而,当年经济增速回升至7.8%就止步了,“保八”承诺失之交臂。于是,到了第二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顺势将中国的经济增速预期调减为7%,为此后数年的“七上八下”开启了先河。
 
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宣布,中国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完成。三年后的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此后的十年间,平均经济增速在10%以上。
 
【附朱镕基在98年的三项政策】
 
一:将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
 
1998年开始,中央政府逐步放开了民营企业的外贸限制权。大量濒临倒闭的民营企业,仿佛即将干涸致死的鱼,跃入了无垠的海洋,重获新生。无数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涌入世界各地。全世界第一次见识到了“made in China”的力量。外贸的开放,一下将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转化成了产能不足,无限的世界市场等着中国的商品去填补,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开足了马力,开始拥抱世界。
 
而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成功,还要归功于索罗斯。金融巨鳄在97年接连击垮了东南亚、韩日等以外向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给中国腾出了竞争真空,当时的国际观察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水落石出”。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垮掉,而以经济学出身的朱镕基,天才地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给中国的制造业赢得了黄金发展的十年。一些省份,尤其东南沿海地区,外贸经济占GDP的比重连年提升,有些地方甚至高达80%以上。外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但是沿海过度依赖外贸经济,给2008年后大量民营企业倒闭埋下了伏笔。
 
二:放出房地产大老虎,形成消费无底洞
 
受金融风暴的冲击,居民消费信心疲弱,储蓄率过高,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朱镕基曾在许多场合鼓励居民消费,“现在花钱才是真正爱国”,他曾如此说道。
 
但是当时的民众并不愿意花钱,有些人甚至不乏讽刺的说道:“朱老板,您让我们买什么呢,洗衣机、空调、冰箱都有了,电视机也有两台了,难道再买一台放洗手间里吗?”
 
猛病用猛药,1998年,中央政府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实行商品房新政。从此,企事业单位员工和福利分房说再见,开始自掏腰包购买商品房。但是当时的情况,很多人买不起房子这一巨大的消费品。政府紧接着又出台了配套政策,鼓励银行开放按揭贷款,鼓励民众通过贷款来买房。
 
从此,一头肆虐中国经济十几年的房地产大老虎逐步成型了。
 
商品房政策一放出,翘动了中国最大的消费品市场,房地产周边的家电、建材等行业也连带受益。中国市场消费不足的问题被“彻底解决”,一代代中国青年人开始了房奴的生涯。
 
但无论如何,这一政策着实有成效,在未来的十几年里,房地产及其周边产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超过了30%,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源泉。
 
三: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
 
朱镕基政府在1998年发型国债4000亿,主要用于投资东南沿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高速公路开始修建,如今东部地区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网络,就是成型于这一时期。
 
大量的政府投资,直接驱动经济向前狂奔。而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反过来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政府过多的直接投资,也造成了中国经济今天的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后来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外贸、房地产消费和政府投资,居然全是在1998年成型。虽然三驾马车在今天看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甚至成为中国经济的顽疾。但是,至少在朱镕基任内,三大政策将中国经济扶上了历史的神坛,其果敢的作风和敏锐的经济嗅觉,为中国经济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以至于后来的继任者都在延续他的政策,只敢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向房地产求救,甚至干脆直接将4万亿的资金砸向市场。相比之下,朱镕基的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和治理国家的才能理念,才是当时中国经济最需要的血液。
 
朱镕基将自己的政策概括成“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方针。一个确保,就是确保中国年经济增长达到8%,通货膨胀控制在3%之内,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金融系统改革,大幅削减政府规模,把四十个部委减为二十九个,人员减少一半。五项改革包括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投资融资方面要减少政府审批,住房制度变福利分房为市场化的住房供应,财税制度中要改革税之外的额外费用。最后要把机构精简和冗余项目省下来的钱投资科研,实行科教兴国。
 
在政治领域,朱镕基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幅度的机构精简,便是他的杰作。任内大力打击贪污腐败与走私活动,并亲自督办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远华案(嫌疑主犯赖昌星),逮捕了多位福建省的高级官员。
 
除此之外,朱镕基政府还加大了对国营企业低效率的整治。国有企业被允许辞退多余员工以提高效率,只不过将国有企业员工失业称为“下岗”。“下岗”一词便是发源于此。但是国内也出现一些对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的部分政策有异议的反思声音。质疑主要在于几个方面:其国企改革辞退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他们下岗失业,致使下岗工人有“朱嘴一张,工人下岗”的说法。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打开电视机,看到朱镕基,全国人民都下岗,他还在吹牛比”的顺口溜。然而在当时的体制下,工人在工厂里无事可做,从生产角度看,已经处于下岗状态。国企改革以后,工厂的效益也获得提高,同样的土地和设备,产值翻了好几番。高等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过剩就业困难。而批评人士也指出朱镕基通过分税制把财力都集中到中央,使一些没有话语权的省份很穷很苦。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杨继绳甚至直接了当地认为朱镕基基本是计划经济思想,国家经济的思想比较严重。
 
但无论如何,朱镕基任总理期间,中国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能力趋于充足,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未得到解决的饥荒和物资匮乏得到解决,同时,这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通货膨胀消失,甚至曾出连续两年的物价下降的情况,这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
 
时隔十六年,朱镕基的经济和政治才能,仍然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2014年的今天,中国经济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比1998年更复杂和更难抉择的局面。新一届政府满含改革豪情,在经济层面上他们到底是选择继续沿着朱镕基的三驾马车持续开拓,还是走向更深更远的市场经济,还是另辟蹊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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